从迈入到隐出的华国锋：三十年如一日的“沉默老人”
北 海
编者按：培根曾言：“性格决定人的命运。”然而，实则他只道出了其中的一半真理。决定命运的，尚有另一半至关重要的因素——机遇或所谓的运气。对此，已故的江同志亦曾提及：“一个人的命运，不仅需考量个人之奋斗，亦需审视历史之进程。”
在文革前夕，华国锋不过是一名在湖南省委中排名倒数第二的书记。然而，历经文革的风雨洗礼，他竟奇迹般地成为了毛主席的继任者、党的领导者、共和国的最高掌舵人。倘若没有文革这一偶然机遇，恐怕无人敢想，毛泽东之后的国家主席竟会是华国锋。
1966年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初起，当风起云涌的造反派在受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号召、鼓励与支持下，掀起了批斗所谓“走资派”与夺权运动后，华国锋如同其他的省委领导人一样，也受到了冲击，并被剥夺了权力而“靠边站”了。
在1967年，湖南省的文革运动主要围绕着两大群众派别间的激烈对抗展开。其中一派以“工联”和“湘江风雷”等组织为先锋，形成了造反派的主力；而另一派则以湖南省八大高等学府的红卫兵组织“高司”为核心，并联合了部分工人阶级。这两派的斗争愈发白热化，从张贴大字报的笔战，逐渐演变为激烈的武斗。
华国锋被“工联”安排软禁于长沙汽车电器厂（简称“汽电”）。直至1967年6月20日，周总理下达命令，指示将他召回北京。翌日，他得以解除软禁，从长沙启程赴京，这一事件成为了他仕途与人生轨迹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正是凭借这一天的赴京之行，华国锋才得以在九年之后登上天安门，执掌中南海，开启了一段辉煌的“顶峰”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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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自退出权力中心之后，三十载间始终保持着沉默。直至2008年8月20日，这位“沉默老人”在归寂道山之际，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
这位曾身兼中央主席、军委主席、总理等多重要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前任最高领导人，对于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公众而言，对他的印象不过停留在那些年代流行宣传画中那位慈祥的“英明领袖”形象；而对于生于70年代之后的一代人来说，除了在教科书关于“四人帮”和“两个凡是”的章节中能偶见其名，他的身影几乎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无踪。
离开权力核心30年来，他从未发表过任何一本回忆录甚至只言片语的文章或谈话，即使是在出席中共党代会场合被海外媒体追问时，也只是讲几句敷衍之词。
源自山西交城的华国锋，口音中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于1938年投身抗日救国运动，担任中共交城、阳曲县委书记，并兼任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南征抵达湖南省，彼时年仅29岁的他，荣膺湘阴县解放后首任县委书记之职。此后，他在湖南这片热土上耕耘了整整27载。
1952年，华国锋以31岁的青年才俊之姿，担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韶山，毛泽东的故乡，当时便隶属于湘潭管辖。正是这一职务，使得毛泽东在众多省、地级干部中，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这位党内后辈。1955年的金秋时节，华国锋在长沙有幸与毛泽东相逢。华国锋身着简朴，面容忠厚，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10月，毛泽东破例邀请华国锋参加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年逾花甲的毛泽东对仅34岁的华国锋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我的父母官！”1969年，华国锋在中共九大上，光荣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共九大是“文革”混乱中一次重要的会议。说重要，是因为这次会议填补了接班人的空缺：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
对于毛泽东等革命先辈而言，挑选党的事业继承人，始终是关乎未来传承的大事。自1945年中共七大起，直至“文革”前夕，刘少奇始终以毛泽东接班人的形象示人。然而，“文革”爆发后，这位潜在的接班人却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受了迫害。相比之下，林彪，这位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作为接班人，不仅让毛泽东感到安心，也让全国党员安心。华国锋，作为新晋的中央委员，自然对中央的决定表示坚决拥护。然而，他未曾料想，数年之后，自己竟会成为新的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叛逃及其飞机的坠毁，实际上标志着“文革”的终结。在此背景下，接班人的问题成为毛泽东最为忧心忡忡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那些与毛泽东并肩作战的党内老一辈领导人大多被迫远离了权力的核心，使得毛泽东的目光不得不转向党内的新兴势力。尽管华国锋以其朴素和忠诚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从资历上考量，他并未真正进入毛泽东的考虑范围。
毛泽东曾考虑让“造反司令”王洪文继任，但不久便察觉，王洪文除了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组成“四人帮”之外，并无其他显著才能。因此，他的视线迅速转向华国锋：1973年8月，毛泽东提拔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为政治局委员，此举昭示了培养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意图，华国锋由此正式踏入中共中央领导行列。
然而，华国锋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的参战经历及高层政治经验相对匮乏，与党内老一辈革命家相较，其地位显得较为动摇。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重新起用了邓小平，同时亦持续信任华国锋。1975年，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公安部部长之职。
邓小平重归政坛，着手进行拨乱反正，逐步削弱“文革”的影响，却再度遭遇挫折，再次被贬。历史潮流孕育英雄，华国锋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一代的领导核心。1975年10月15日，华国锋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之命，发表报告，正式开始逐步接手病重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承担的重任。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不幸离世，华国锋随即接任代理总理一职。同年4月7日，毛泽东主席再次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此举进一步巩固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在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离世之前，他曾亲笔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批语，华国锋因此以毛泽东主席继承人的身份，在追悼会上发表了悼词。至同年10月“四人帮”被捕之前，华国锋已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
华国锋登临权力的巅峰，其间的成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史料中亦无确切答案。因此，这一话题始终激起学者们的浓厚兴趣。
在毛泽东时代，自1949年建国起直至其逝世后的27年间，我国政治舞台上主导的是“强人政治”模式。然而，随着毛泽东的离世，这种模式迅速陷入了一种真空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常人政治”时代的悄然降临。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坛逐渐形成了三股主要势力。首先是以江青为代表的一群人，他们自诩为毛泽东思想的忠实继承者，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对继续革命理论抱有追随态度。其次，是那些在“文革”中遭受打击的元老派，他们不仅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这场运动的坚决抵制者。最后，则是以华国锋、吴德、纪登奎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新兴政治力量。
在年龄上，所谓的“新贵”可视为毛氏之后的一代，他们崇拜且忠诚于毛泽东；他们普遍是“文革”的受益者，对那段历史并无反感，却与江青等人态度迥异。基层工作的经历赋予他们务实的品质，“革命”与“生产”均有所推动，却不过分偏激。因此，他们与江青等人之间逐渐拉开距离，而与元老派之间则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
他选择了华国锋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并在副主席的职务前特别加上“第一”二字，以此凸显其重要性，同时削弱了江青等人的影响力；邓小平虽被暂时移出政治舞台，却保留了党籍，留待日后观察，并未彻底将他打倒。或许，毛泽东期望这三股力量能够和平共处，国家也能保持安宁。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论上能够平衡两派关系的华国锋，登上历史舞台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
毛泽东离世之后，华国锋面临着一个权力架构中三股势力并存的复杂局面。尽管元老派依旧处于边缘位置，华国锋却遭遇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激烈挑战。面对这一局势，华国锋展现出了非凡的冷静与镇定。他将视线转向了元老派，寻求他们的支持与助力。
1976年9月10日，正值毛泽东主席逝世的翌日午后，毛泽东同志与李先念同志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四人帮”正肆无忌惮地活动，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愈发迫切。他特地恳请李先念同志与老帅叶剑英等同志进行意见交流与思想沟通，共同寻求应对之策。直至1976年10月6日，在华国锋同志的领导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的支持与协助下，汪东兴同志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亲自出面逮捕了“四人帮”成员及其同谋，从而正式画上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句号。此后，华国锋同志接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及总理职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了我国最高权力的执掌者。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举动，深得民心、党心，元老派对其刮目相看。那些日子里，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所，老帅叶剑英以保驾护航的身份，挺立在华国锋身后。而受毛时代对个人崇拜的狂热的影响，华国锋也自觉或不自觉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近乎疯狂的个人崇拜。他的标准像挂满神州，《我们的华政委》《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颂歌响彻云霄，一个新的造神运动把他推到了神坛之上。
然而，华国锋深刻意识到，他所接手的国度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濒临崩溃的危难时刻。面对这一严峻局势，这位既支持“文革”又具备务实精神的“英明领袖”，清醒地认识到，唯有推动经济发展，方能扭转乾坤。他提出了“抓纲治国”的口号，尽管并未完全脱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框架，但无疑将重心转移到了“治国”之上。他设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勾勒出一幅幅经济发展的壮丽蓝图。然而，这种规划依旧沿袭了毛泽东晚年的模式，其中不少经济指标过于理想化，大规模引进外国设备更是超出了国力承受范围，以至于被后世史学家称之为“洋跃进”。
从政治走向上来看，华国锋更不可能摆脱毛时代的模式与影响。相反，出于对毛泽东的忠诚，他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治国理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继续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
“两个凡是”的观点遭到了党内改革派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相悖，进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广泛大讨论。在这次讨论中，邓小平凭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坚定方针，赢得了党内广大同志的广泛支持。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得以恢复他在撤职前所担任的所有党政军职务，包括中央副主席、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随后在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两个凡是”被正式否定，而“实事求是”的原则则被确立。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华国锋，这位注定扮演“过渡性领袖”角色的历史人物，其隐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过渡”，我国政局得以维持和平与稳定，这一点值得每一位国人予以肯定。在他离世后的讣告中，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亦是对其贡献的最好证明。
1980年9月，华国锋的总理职位被解除。同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正式提出辞去中央主席以及军委主席的职务，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自此，华国锋退出了权力中枢。然而，即便如此，他直到2002年10月召开的十六大前夕，依然保有中央委员的身份。
尽管远离政治三十年，但华国锋遽然谢世，依然引起人们的唏嘘。唏嘘的原因并非是这名80多岁的老人曾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而是无论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他都有着很好的口碑。原副总理、老资格的领导人谷牧在一篇回忆文章说：“华国锋，是个好人。”这句话道出了众多人的心声。
“好人”这一概念内涵丰富，在政治层面，最被广泛认可的特性便是其民主的作风。自“文革”落幕，党内生活重现生机，政治氛围相较于那段恐怖岁月，已有明显好转，这无疑是进步的一环。另一方面，我们亦不可忽视华国锋所展现出的克制与宽容，这体现出的正是其民主的治理风格。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原则后，舆论场上“两个凡是”成为主流声音。然而，胡耀邦及《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媒体经过深思熟虑，共同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正视听。即便有人诬称此文为“砍旗”之举，华国锋也未因此加以阻挠。相反，他公开表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加以澄清，以期通过讨论达到团结的目的。
即便身处“英明领袖”的荣耀之巅，华国锋依旧清醒地认识到党内分歧所引发的观念交锋。他始终强调，必须以团结的初心为出发点；对于真理标准这一理论问题，他主张必须深入探究，以求明辨。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揭开改革序幕之际，华国锋明确提出了要大家畅所欲言的基调。他坚定地表示，自己已下定决心鼓励大家发言，既然邀请了各位至此，便应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发表意见，集思广益。此外，华国锋还就个人崇拜的泛滥现象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呼吁停止相关宣传。
他秉持的民主风范，以及其忠厚的品格，赢得了党内外的普遍赞誉。
退隐政坛的华国锋平时很少出门，不愿兴师动众，给别人带来不便。有一回“五一”节，他带着孙女去逛北海，还是被人认出，群众拥挤围观，有不少人拍照，公园也没逛成回了家，小孙女还对他发了一顿脾气。但一年中有两天，华国锋是一定要出门的。一是毛泽东的诞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泽东的忌日：9月9日。他会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并且要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这一传统，自始至终未曾改变。
2003年12月26日清晨，82岁高龄的华国锋及其夫人一同前往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共同缅怀毛泽东主席诞辰110周年的光辉时刻。
隐退之后，华国锋仅两次重返政治舞台。第一次是在2007年10月，于十七大期间，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二次则是在同年12月26日，这一天恰逢伟人诞辰114周年，86岁高龄的华国锋在他人搀扶下步入纪念堂。
中共如何评价华国锋
中党史研究室
在庆祝华国锋同志九十华诞之际，本文以《献身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生》为题，原载于2011年2月19日《人民日报》的要闻版面，作者署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华国锋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员关键人物，其功过是非尚未有定论，中央的这一评价与纪念活动，实属值得关注。
《人民日报》曾刊载华国锋同志的相关报道。上图中可见，1976年10月25日，洋溢着热烈的欢呼声，庆祝华国锋同志成为我党的领袖；而下图中，2011年2月19日，一篇纪念华国锋同志九十华诞的文章同样引人注目。
今岁二月十六日，适逢华国锋同志九十华诞。在他长达七十余载的革命生涯里，华国锋同志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始终忠诚如一，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情感溢于言表，始终将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为我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
一、在严酷的环境下，我们坚持在敌后展开抗战，投身于山西的解放战争，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
苏铸，后更名为华国锋，字成九，1921年诞生于山西省交城县的一户制革工人之家。自学生时代起，他便对国家的未来与命运倾注了深厚的关注。1936年寒冬，绥远百灵庙抗战的烽火燃起，华国锋毅然投身于交城师生发起的演剧活动，通过筹集资金，慷慨捐助绥远抗日将士。此外，他还热衷于学校组织的军事训练，亲手尝试制造武器，为日后直接参与对日武装斗争做好了准备。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华国锋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全面侵略的残酷行径，以及日军侵占家乡的暴虐，他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为了彰显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决心，1938年，他正式更名为华国锋。同年6月，他加入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并在10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华国锋在山西汾阳担任牺盟会工作员、党小组长，严格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村串户，向民众宣讲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时领导群众与阎锡山顽固势力展开坚决斗争。
1939年12月，蒋介石与阎锡山策划并实施了旨在扑灭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亦称抗敌决死纵队）的“十二月事变”后，华国锋同志返回故乡交城。他相继担任了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以及分区农民部部长，以及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职，肩负起动员民众、协助八路军主力剿灭日伪军、顽军以及推动抗日宣传等重任。华国锋同志深入煤矿工人、农民、妇女和儿童之中，通过创办夜校、组织抗日剧团等形式，广泛开展爱国教育，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将各阶层人士紧密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为了打破日伪军的经济封锁，他依靠群众力量，实施减租减息政策，打击奸邪，破除封建恶霸，推动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并秘密向吕梁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物资。他还率领精锐的武工队活跃在游击区和敌占区，运用地雷战等战术有效打击敌人，并建立了抗日政权。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华国锋同志始终坚持敌后抗战，为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推进抗日工作做出了显著贡献。
抗战胜利之际，华国锋同志先后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边区第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以及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面对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企图攫取抗战胜利果实的复杂局面，他忠实地执行党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略方针，积极组织与强化交城县的武装力量，壮大民兵队伍。他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阎锡山挑起内战的阴谋，并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开展对阎锡山部队的政治工作中，他细致入微，吸引了众多敌军士兵弃暗投明，投身人民军队。此外，他还致力于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加强党的建设和群众基础工作。
在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岁月里，他英勇投身于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一系列激烈战役。在指挥战斗的过程中，他巧妙地将武装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有效消减和瓦解了敌军，成绩斐然，其经验被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推广学习。他坚定执行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导方针，亲自领导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工作，深入贫雇农群体，准确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和实际需求，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同时注意纠正土地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左”倾错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群众的积极响应下，踊跃参军、支前，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为解放古交、太原等城市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支持。华国锋同志为山西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深耕于湖南，为该省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卓越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际，28岁的华国锋同志踏上南下的征程，抵达湖南。自此至1971年，他在此地辛勤耕耘，长期扎根湖南工作。
1949年伊始，华国锋同志受命担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征，抵达湖南省湘阴县，肩负起解放后湘阴县首任县委书记的重任。彼时，湘阴刚摆脱战乱，百废待举。华国锋同志以沉着冷静的态度投入到工作中。他领导南下工作团与当地地下党同志，深入全县各乡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湘阴的支前、建政、剿匪、救灾、土改、生产等各项工作，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不久后，他被调往湘潭任职，历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公署专员、湘潭地委书记。正值党领导全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时期，他既深入研究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又深入工厂、农村、街道进行实地调研。结合湘潭地区的实际情况，他领导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并认真总结经验，于1955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进行了分享。1956年以后，华国锋同志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等职。
自1958年起，他先后担任湖南省副省长一职，继而兼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以及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要职。在湖南省的领导岗位上，他对于推动全省的全面建设与发展贡献了卓越力量。
华国锋同志深谙农业生产的要务，尤其注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完善，亲自领导了洞庭湖排涝工程和韶山灌区等重大水利项目的建设。在韶山灌区的建设过程中，他秉持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精心安排拆迁移民，确保工程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韶山灌区工程作为湖南省首个灌溉百万亩农田的里程碑工程，其完工并投入使用后，对当地的工业、农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同志对杂交水稻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自1964年起，时任湖南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同志便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来提升粮食产量的设想，并开始了相关研究。华国锋同志对袁隆平同志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不仅邀请袁隆平同志在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表演讲，还将杂交水稻列为全省的重点研究项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便调任中央工作，华国锋同志对杂交水稻的研究依旧保持高度关注。他的关心与支持对于杂交水稻研究的成功和我国水稻生产的重大变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华国锋同志始终关注工业生产和交通建设。他不仅致力于推动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的进步，而且积极促进地方工业的蓬勃发展。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湖南建设工业省的指示，他亲自组织力量，集中精力推进重点项目的建设和施工，涵盖了30套小氮肥设备、10套制糖机、湘江氮肥厂、矿山冶金设备以及汽车生产等领域。他大力倡导并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积极与兄弟省区开展协作，助力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在交通建设方面，他领导了湘黔、枝柳铁路在湖南段的会战等关键项目。这些不懈努力，使得原本基础薄弱的湖南工业生产实现了显著增长，交通建设也焕然一新。
华国锋同志始终关心民众福祉，致力于医疗卫生领域的进步。在解放战争初期抵达湖南之际，他便在湘阴地区引领建立了首批农村卫生机构，并培养出湘阴的第一批医务工作者，同时强化了县人民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他满怀热忱地推广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体系，下令培训卫生技术人员，并致力于医学院校的建立与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根除长期威胁民众健康的血吸虫病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亲自担任湖南省血防工作的领导，主持修订了全省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研究构建各级血防领导及防治业务机构，并深入疫区进行实地调研，总结并推广成功经验。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湖南省在血吸虫病防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那些曾经荒芜的湖洲和村落，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变成了林茂粮丰、百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华国锋同志在文化教育及统战领域展现出卓越才能。他热衷于与知识分子及民主人士建立友谊，频繁深入他们之中，倾听他们的心声，并切实执行各项统战政策。他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摆脱旧有文艺的束缚，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坚守社会主义道路，确保文艺工作始终服务于劳动人民。他致力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他重视保护和培育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湘剧、花鼓戏、祁剧、巴陵戏、皮影、木偶戏等地方剧种，同时强调对传统文艺形式的改造与创新，致力于创作出更加贴近人民需求的新文艺。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南的文化艺术事业仍得以稳健发展。
华国锋同志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工作踏实，作风务实。在“大跃进”时期，面对虚报、浮夸等恶劣风气，以及盲目攀比、追求高产的现象，他凭借多年积累的基层工作经验和对各地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于1959年6月亲自向毛泽东同志陈述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见解，指出：“田地瘦了，牛群瘦了，人亦瘦了，产量显然不可能再持续提高。”他这种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的态度，赢得了毛泽东同志的认可与赞誉。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华国锋同志便遭受了冲击与批判。得益于周恩来同志的坚定支持与保护，1967年，他得以重返工作岗位，并迅速晋升为湖南省党政领导的核心。翌年，在党的九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面对“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复杂与艰巨的挑战，华国锋同志竭尽全力消除干扰，致力于维护全省的稳定与生产秩序。他积极保护和解放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才以及知识分子，同时，全力以赴推动农业、工业、财贸、文教等领域的繁荣发展，有效避免了湖南经济遭受重大波动。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耕耘二十余载，全心全意投身于新湖南的建设事业，为改观湖南风貌、惠及三湘儿女倾注了心血与汗水。他身体力行，深入工农业生产的最前线，工作细致入微，与干部群众共度风雨、共克时艰，赢得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誉——“讲实话，做老实人”。他深知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关心民众生活，对湖南的工农业生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显著。他对湖南的这片热土和各族人民怀有深厚的情感，同样也赢得了湖南各族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三、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时期，我先后投身并主导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1971年伊始，华国锋同志被调入中央工作。在此期间，直至“文化大革命”的落幕，他先是辅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国务院的各项工作；周恩来同志不幸离世后，他接棒主持党中央及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于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仍能取得一定进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并开始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九一三事件”爆发之际，他受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投身于处理林彪集团事件的紧张工作中。同年10月，他更是肩负重任，同时担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及军区党委书记。在国务院的岗位上，他竭诚辅佐周恩来同志，积极纠正极左思潮，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调整。1972年，华国锋同志与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携手，向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提出建议，旨在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以及化肥设备，并努力扩大对外引进的规模。这一举措显著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巨大进步。在保障市场供应和维持物价稳定等方面，他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努力。
1973年，华国锋同志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荣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职，肩负协助周恩来同志主管农业的重任。他高度重视农业科技的普及与优质品种的推广，并致力于巩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架构，有力地保证了国家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1975年9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为我国农业的发展与农村建设制定了全面规划。华国锋同志特别强调科学耕作的重要性，并指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这些举措对于推进农业机械化与科技进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华国锋同志对计划生育工作高度重视。自1973年7月起，他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坚定贯彻计划生育政策，为遏制我国人口迅猛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华国锋同志肩负重任，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他光荣地被选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负责政法及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工作期间，华国锋同志严谨贯彻中央关于干部政策落实的指示精神，积极推动分管部门内大批干部的解放，并为他们妥善安排了工作岗位。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和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培养，同时亲自领导并支持了一系列高端国防项目的研发与攻关。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翌月，应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全面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在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再次作出决定，华国锋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华国锋同志迅速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并实施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抗震救灾措施。8月4日，他亲自率领中央慰问团奔赴唐山地震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受灾群众，传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深切关怀，并勉励灾区人民勇敢抗震救灾、重建家园。此后，华国锋同志多次深入地震灾区视察，了解灾后居民的住房和生活状况，调动各方力量加速灾后重建工作。他的正确领导和周密部署，使得抗震救灾工作得以迅速高效地推进，在党和国家面临严峻挑战之际，对于稳定民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党中央领导成功挫败“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从而开启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崭新篇章。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的离世，使得全国人民陷入了深切的哀痛之中。“四人帮”则加紧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行动。中国未来的道路，成为了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同时也是华国锋同志作为中央工作主持者面前的一大课题。在华国锋同志领导下，面对这一历史性的关键节点，他坚定地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进行了抗争，并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必要性，此举获得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一致赞同与支持。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同志与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秉承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采取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施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历史篇章。在这场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华国锋同志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 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 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在巩固全国稳定的基石之上，华国锋同志深刻关注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振兴，再次吹响了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号角。他强调，务必竭尽全力推动经济的飞跃，并反复阐明，革命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以此加快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步伐。他对经济理论界就按劳分配问题展开的讨论给予支持，并明确表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逐步回归正轨，外交领域也实现了新的突破。他坚信，“必须学习借鉴外国的优秀经验，这包括科学技术、经营管理，以及广泛的经济合作”。此外，他还提出了“思想要进一步解放，胆识要进一步扩大，方法要更加多样，步伐要进一步加快”的号召。华国锋同志在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揭批“四人帮”和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正式卸任国务院总理一职。次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亦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直至1982年9月，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从十二大到十五大的期间，他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且作为特邀代表，参与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重要活动。
退休于领导职务之后，华国锋同志依然心系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切于民众的生产与生活状况。他勤于深入调研，恪守党的纪律，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他坚定地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满怀信心，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华国锋同志毕生致力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英勇无畏地投身斗争。他党性坚定，自觉维护团结，胸怀大局，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坦荡无私，作风端正。他勤奋好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擅长总结经验。他始终将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于最高位置，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勤勤恳恳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各方意见，集思广益，注重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简朴，对家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华国锋同志的一生，光辉照人，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与战斗的足迹，他的一生，全心全意奉献给了人民。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卓越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他高尚的品格与风范，将长久地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与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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